中国古代政治制度，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形成并发展起来的，在中国传统政治哲学早期发生的时候，由夏商周以来确立的王权政体已经是既定的事实。
无为两字的意义每为后人所误解。墨子的宗旨，主于兼爱。
所以有一种反动的思想，劝在上的人，不要领导著在下的人变化。前汉末年，改取相生之说。（二）将诸家之说，融合为一。《汉书·严安传》：载安上书，引邹子之说，说政教文质者，所以云救也。如既有酒，祭祀仍用水，便是其一例。
至于（五）性善之说; （六）义利之辨; （七）知言养气之功，则孟子发挥，最为透彻，亦于修养之功，有极大关系。其所教导的，是沦落的武士。无论如何，范式确实导致科学家们以不同的样式看待他们研究-关涉的世界。
至于它们实际上究竟如何相互作用和影响，还有待于深入的研究。因此，即便存在一种真性的理论，理想的意义理论或形式化的语言，可以在任何语言之中毫无差异地对译，它如果要付诸实践和应用，也必定要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和传达。情绪也表达秩序，但这种秩序通常是多重的、混合的和突发的，难以梳理出头绪，但也不等于无秩序。因此，这一方面表明，不同的语言对应不同的行为秩序，另一方面表明，关于行为秩序的认识的语言际可传达性要低于关于世界和事物的秩序的认识。
介词和冠词中，已经有许多属于这样的基于思维的关系。因此，即便按照生成理论，汉语的基本形式来自普遍语法原则，但是，汉语的具体形式或形态、各种表达方式，则是在这些原则之下进一步生成的，亦即持续构成的。
我在这里还可以补充另外一个论证，即所有人类语言之间都是可以通过翻译交流和传达的。当我们考察汉语的发展时，汉语这种极早的分析性特征，是否为认识准备了有效的结构，而不是妨碍了人们的认识？这种认识的转变，必然也就带来对汉语表达包括哲学思想在内的各种知识和思想能力的看法。很显然，倘若truth这个词语的译法本身在意义上就是含混的，那么主要源于英语的意义理论在汉语中的表达就同样是含糊的，在传达和理解上都会出现偏差，这样，意义理论就无法准确地在汉语之中表达出来，或者，这个理论会以另一种方式建立起来。这些不同的称谓词语表达和维持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秩序。
而意识和意向性有一种本质的联系：我们只有通过意识才能理解意向性。可以想象，这样的经验条件容有许多种情形。斯特劳森有一段相当中肯的判断：当我们探究意义的性质时，它易于使我们忘记语句的用途是什么，我们把意义与真相联系，又（过于简单地）把真与语句相联系，而语句又属于语言。第二，如果语言哲学的原则是普遍有效的，那么，人们就要承认或设定，存在着一种跨语际的意义理论。
在现代早期语言学家中，洪堡算是对汉语持比较客观态度的一位，他指出了汉语的若干优点，但是，在事关科学和思想等重要之点上，他却对汉语持有消极的评价。在这种情形下，语言秩序直接对应世界和事物的秩序。
乔姆斯基最后一句话十分含糊却也十分重要。这个判断的错误就在于，绝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古代文字是没有标点符号的。
由此，我就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所谓中国哲学合法性争论的意义。虽然以汉语从事哲学的人主要居于中国，但并不是以汉语从事哲学研究和思考的人，都从事汉语哲学活动。就此进一步追问下去，人们就可以发现，不同的社会、历史和文化因素的不同组合，形成了理解的种种障碍和困难。洪堡认识到语言的发展变化，这当然是一个洞见，但他所持的是当时的主流观点，即语言的发展方向是从非屈折语到屈折语，而汉语则不同，它完全沿着另一条道路发展，始终如一地遵循着自身的基本结构原则。这就是说，倘若一种语言没有承载或表达过相应的数学、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哲学思想也就难以得到有效的、充分的表达，即使翻译，现成的词语和句式或许不敷足用，即使硬行表达了，也无法准确地传达原来的意思，当然也无法让操此种语言的读者准确地理解和把握所移译过来的观念和理论。他所说的创造性实际上至少包含了两个层次的生成。
（一）普遍语法与汉语哲学 语言如何产生以及人类所有的语言是否具有一个共同的核心语法，这是两个相互隐蕴的问题。先前一些被忽略的要点就会凸显出来而成为重要的问题。
在逻辑应用中，它仅仅是一个判断的系词。每一种具体的语言都是由这个普遍语法生成和转换而成。
辛亥革命之后，白话文逐渐成为正式的学术的和官方的书面语言，也是因为社会行为规范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因此，除了语言本身，它必须认识到，意义在语言际的传达还必须借助语言以外的东西。
其次，汉语缺乏表达一般概念的词语，比如，他举例说，汉语只有哥和弟，没有德语中一般意义的兄弟（Bruder）。生成理论的宗旨乃是解释千差万别的具体语言形成的共同根源，而这同时也要解释以普遍语法为初始状态的各种具体语言如何形成了千差万别的特殊状态。事实上，先前也有若干学者把让哲学说汉语视为西方哲学著作翻译或研究那些自西方滥觞的问题的主要目的。反观汉语，古典汉语没有固定的系词，却并不妨碍对事物的认识，而近世发展出来的系动词只是相当单纯而明确地发挥联结功能，而几乎不衍生出其他功能和意义。
——更高贵者应得的敬重的程度，是不会被弄错的。另外，一种具体语言本身的形态和样式，亦是难以在语言际传达的。
下文我将分别来讨论这些问题。由是而观，德语就不适合表达哲学思想，莱布尼茨很少用德语写作或许与此有关。
哲学史相对于人类语言史来说，要短得多。（一）汉语哲学与传统哲学 中国传统哲学乃是当代汉语哲学活动的一个主要场所，那么，汉语哲学为人们考察以汉语书写的传统哲学指出了何种新角度，揭示了何种新问题，或者为人们重新考察传统哲学提供了何种方法？ 首先，传统以汉语书写的哲学至少可以名正言顺地属于一个合适的共同领域，不再因国别而区分为不同国家的哲学。
但是，人们通常以世界和事物的秩序来规定行为的秩序，这也是为了使得行为秩序简明有规则，容易认知。但是，当我们从汉语哲学视角考察诸语言的区别时，这样的问题就是重要的和基本的。摘 要 ：汉语哲学自兴起以来的几年中已经形成了大致的领域和方向。显然，塞尔关于意识与意向性的界定不是那么清楚。
同时，普遍语法在它所容许的语法选择方面必须受到足够的制约和限制，以便解释这些语法中的每一种都是在心里依据很有限的材料发展起来的这一事实……现有诸语法的基本特性从根本上并不完全取决于语言学习者所能得到的材料，因而必须诉诸普遍语法本身。然而，这也并不与如下事实相冲突：即便在今天，不同的语言也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它们的词汇和句式的丰富性会有很大的差异，后者主要取决于此种语言的应用和实践的条件、范围和历史。
同样，汉语哲学与教汉语说哲学或民族性等问题，也没有关系。在这三种秩序里面，世界和事物的秩序最为确定，这正是数学、自然科学和逻辑的领域。
在这里，我只考虑其中的一个情形，即语言的秩序与世界和事物的秩序之间的关系。英语、法语和德语中的启蒙一词分别表达不同的行为，有的意思相去颇远，如英语的enlightenment与德语Aufkl?rung，前者原义是照亮和启发，而后者是清理和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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